从《反基督者》中整理出的故事脉络，必然会关联入欧洲的女巫文化和基督信仰的冲突，而在这层冲突背后，暗藏着的是从女性本源出发的，对男性的反抗。如果瞩目于影片中荒诞、暴力的场景，惊愕于女性角色身上带有的惊悚、失常，大概率会感觉影片存有对女性的诬蔑，陷入到一种“反女性”的思维中，顺应“理性”、“真实”的指引拥护进了基督的怀抱。

《反基督者》是直白的，停留在字面的是对撒旦的崇拜，对基督的破坏。但拉斯·冯·提尔的反对在宗教之上，女性主义也仅是他对现实话语解构的一部分，在他的电影中并行着对现代理性、科学社会的撕扯。不同于在《忧郁症》中以独立且高于整个人类视角的行星碰撞去冲击正常世界，用更大的失常去打造”正常”的失常，拉斯·冯·提尔这次直接诉诸于女性的“本性”，从更黑暗、真实的角度表露着存于他电影中的对理性的反对，对体质的反对——以及虚无主义。

母亲身份的丧失是影片中女人逐步迈向“失常”的直观原因，是一切事件的开始，但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是：实际上在女人进行论文调研过程中，她的失常就随着对“欧洲中世纪女巫大屠杀”的调查深入而产生，丧子仅是引发她将"本性“从内心的深渊拉入精神、举止的契机。在故事开始，影片故意引导我们去理解，女性作为母亲角色，面对由于享受着高潮时而疏忽导致的丧子，产生的悲痛要强于男性，因而一直被情绪困扰。但这一普世观念还是依托于基督教派的框架，是从男人的角度来定义的天经地义。实际上，这次意外是女人被摆在了这一框架的审判中，但我们似乎能够得知，她理解到的女人就是邪恶的化身，是反基督者，是撒旦，她定不能经受这一审判。

我们可以去试着理解这种邪恶的本性是真实的，这构建于女人和男人之间的性地位和身份结构上。《反基督者》对性别差异在两性关系中的话语权并不规避，我们一开始就说了，其带有宗教色彩冲突，实际上是对两性话题的探索，将历史上中世纪对女巫（女性）的迫害，一方面是以其为线索去探讨女人的失常、邪恶，另一方面其实也在控诉，这种迫害迄今为止并未结束。

在整部影片中，人物间的真实交流其实都是通过性的关系来体现的，而自然的语言，在人物间其实根本没有有效传递，仅是作为对身份的标识而存在。影片初始，对男人生殖器进入女人身体的特写已经表明了男女间性地位的顺位关系，占据性关系中主导地位的必然是男人和他的生殖器，事实上，这也同样告知了观众，在身份结构中男人所处的地位，即男权至上。男人的身份在影片中的身份是多元的，包括性伴侣、丈夫和医生，这种多元的身份造成了女人所处环境的全面不对等，性关系、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当女人提出男人不能对家人进行心理分析时，其实是对于男人的关系提出警示，而男人却傲慢地利用自己的理性在男人与女人之间额外构建了医生与病人的关系。

男人说：“我爱你，所以我想帮你。”

这种话语既带来了身份上的强化，也进一步模糊了男人的身份界限。在这样的发言中将不同的角色融合在了一起，对女人来说是一种灾难，是将关系中的不对等进一步的放大。在基督（男权）框架下，女人需要扮演符合家庭关系的妻子与母亲的角色，而在母亲角色奔溃后，她被迫又转成了病人的角色，当与之共演的对象仅限于男人后，女人自有的身份就被进一步压缩，变成了次级、凌弱。这种身份的模糊最终都叠加在了性伴侣之上，我们去试想一下在性行为时，男人究竟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存在？他在女人的视角里必然是这三者混乱的叠加。当这个男人用生殖器宣誓着主动权时，实际上是他利用着三重身份在对女人实施着强暴。我们需要去控诉，这种不对等的性到底是什么？它又营造着什么样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