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脱离土地，飘向天空，拥有明确等级差异的氛围感，是对自由轻浮幻想而感染的癔症。我不是说《树上的男爵》中故事主角，而是指在阅罢含有悲情，感慨“精神上的贵族”的些许读者。

我理解这些读者得出此类结论的逻辑：

柯希莫这样从一个枝头跳到另一个枝头地前进，在花园之上悬空行走，终其一生未曾落地，他才是那个脱离了低级趣味，有着精神追求的人。其灵魂所有的高度，是为自由人的表现。

但这种结论，并不合理，属于把《树上的男爵》这本书读薄了，就像在一片青草地里看到了新发的嫩芽，沾沾自喜得到了一片野餐的好去处，却忘了想象种子自己会长成什么模样，它们或是即将长成的花圃，或是未来郁郁葱葱的大树，总之，和野餐的关系不大。

我也不想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去总结一本书究竟想表达什么，这样有失偏颇，好似我想强加一种定义，且有些你争我夺的意味。

但是活在故事中的角色，他自己的话语能够简短且精准地描绘出他的一生：

我将尽一切努力以配得上「人」这个称号，我将具备他的一切品质。

在柯希莫以自己的方式在镇子里生活下去后，往日对大儿子难以言齿的父亲，以一种尊重的方式，与柯希莫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在谈话中，父亲问柯希莫：你希望自己配得上你拥有的姓氏和爵位吗？

柯希莫给出了上面的回答。

二

如若《树上的男爵》终要表达一种自由，那就是柯希莫此时的回答，他选择用自我的方式做一个人。这与柯希莫所在的高度无关，与其行为无关，唯一有关的是他此刻的选择，“用自己的努力”去成为一个人。

我们不能以一种近乎面对圣神的方式去解读柯希莫在树上生活的行为，认为在树上的柯希莫与地上的人们有着本质的不同。

在树上的柯希莫有着自己的人性，他面对着饥饿、面对着亲情、面对着爱欲，他有自己的私心隐瞒着叔叔的恶行，他有自己的嫉妒在爱情里痛苦不已，他的墓志铭——柯希莫·皮奥瓦斯科·迪·隆多—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升入天空，寰宇对他来说并非泾渭分明，他从少年时代踏上树梢前一直到死，都是他。

不是因为柯希莫在树上，因而他更加自由；而是柯希莫可以在树上，用自己的方式实现自己，才显得自由。

对柯希莫来说，在地上，在树上，在海底，都可以，真正重要的是，哪里是他确定了的自己的人生。正如他年幼对着薇莪拉所说：我个人的领土，全在这上面了。

地上是别人的土地，树上是他的土地。他不因生活在树上而高尚，也不觉生于地上便是卑贱。

在一群受罚而不得不流放生活在树上的西班牙人那儿，柯希莫收获了第一份爱情，不久后西班牙人流放结束，爱人邀他下树回到故乡一同生活，他说：我比你们早到这上面来，我也要留到最后！

别人问他：你要后退吗？

他答：不，是抵抗。

柯希莫抵抗的是地面的世俗吗？不是，他阻止了爱人留在树上的请求，向回到地面的爱人表达了祝福，他对他人在地上的生活毫无恶意。他抵抗的是幼年父亲套在自己头上的姓氏，抵抗的是无法以自我的方式成为一个人的人生。

勿要给柯希莫本身去限定一种崇高的桎梏。作者本身也在后记中提到：

那么柯希莫可以被看成是一个使自己的不合常规行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另类人吗？这样想来，《树上的男爵》没有穷尽我提出的问题。显而易见的是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奇迹的世界，人们最简单的个性被抹杀了，而且人被压缩成为预定行为的抽象集合体。今天问题已经不再是自我的部分丧失，是全部丧失，荡然无存。

这种全然悲观的想象，在阅读作品时已然可以窥见端倪。在别人的眼中柯希莫始终是那个“树上的男爵”，而非“树上的人”，因而镇上的村民也会自然地认为，他与女侯爵在树上的私会是贵族的时髦玩意，而非一个人可为的自我。作者在行文中的评价：

总而言之，虽然一个比较宽容的时代正在到来，然而它更虚伪了。

三

精神上的贵族，亦是这样一种虚伪，与地上的人群一样，也在为一种不合常规的行为给予一种普遍意义的枷锁，幻想着成为树上的人才是理想的形态。然而真到了那个时候，这样的想法又会觉得高山上的人是精神的贵族，而后是大海里的人是精神的贵族，最后兜兜转转说不定还会觉得地面上的人才是精神的贵族。

回归到一个人的视野上，以一种平等的角度去与柯希莫交谈，我们必然回归到最经典的问题，何为人？

我想这也是作者的问题，如何做个人，而不是一个抽象的集合体。

若所谓人，及人的品质，是柯希莫践行一生的东西，那我们可以说，一个真正的人格是能够清楚地用自己的选择，丰满地走完一生。这不是外界的毫无限制或者超凡脱俗，而是能够真正找寻到自己的本心，并始终以一种艰难的方式坚持下去。

这未必是最终的答案，树上的人，柯希莫，需要去定义和肯定吗？他仅是决定了要做什么。

但是，如若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真的去探索一个属于人的时代，那么人与人的丈量，不能用抽象的遐想，不能因各自的行为和关系而粗略归类，唯有在一种广泛且对等的追求中，自我、他者才会在天空、在海洋、在城市、在树上，在每个空间中以一种精彩、自由的姿态生生不息。